六月五日，在湖北省枣阳市王城镇董楼村，刘文豹（左一）与两个儿子在田间交流。新华社记者杜子璇摄
湖北省枣阳市王城镇董楼村田垄间，79岁的刘文豹种地四十余年，每次见到庄稼成熟，总是抑制不住欣喜和激动。蹲在田间，用粗糙的手掌托住稻穗的刘文豹，面部皮肤黝黑甚至发红，衬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身上一件浅色长袖已经洗得泛白……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农民样貌。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农民，并不一般。除了有着老农人的勤劳质朴外，他还是个机械能手，开荒改良土地，种出几千万斤粮食，被称为一代“粮王”。
走进位于董楼村的农场，农田旁的水泥坪上停放着各式各样的农机具，仓库旁的烘干设备高高矗立。相比之下，一栋红瓦素墙、矮矮小小的平房并不起眼，这便是刘文豹一家的住处。
屋内十分简陋，只摆放了一些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物品和部分农业生产用具，略微有些凌乱。虽然在城区有房，但一家人一年到头基本都住在农场，心思全放在了种粮上。
刘文豹不善言谈，历尽沧桑的面颊上，总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当聊起种粮，他仿佛又变了一个人，打开了话匣子。
刘文豹曾是全国有名的“粮王”，是国内最早摸索土地规模经营的一批人。要说这名号到底怎么来的，时间得回溯到40多年前，出生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农村的刘文豹还在襄北国营农场当农机员。这段“技术控”的“背景”，为他后来搞规模化种粮奠定了基础。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来自农村的新气息让刘文豹嗅到了机会，他义无反顾放弃了“铁饭碗”。“1982年我从农场离职，自筹资金买了4台‘东方红’拖拉机，为周边农民代耕代收，挣到第一桶金。”刘文豹回忆，1984年时，“大包干”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于是他在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承包了1070亩荒地，开始搞规模化经营。
质疑声中，为了种好这块地，他没日没夜地干。一次，在连续几天没睡个整觉的情况下，他连人带自行车栽倒在回家的路上。他实在是太疲乏了，被后边人发现抬到拖拉机上都没醒来。“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刘文豹说，当时那片地被当地人称为“落后岗”，两三年后，这里被改造成了“大粮仓”。
在勤劳之外，善用设备工具，一直是刘文豹的种地秘诀。他擅长农机操作，说起各种农业机械，都门儿清。承包荒地时，他将农场近乎报废的几辆破车改装成了运行良好的农业作业车。不仅如此，他还有不一样于常人的魄力，当时数万元的农机咬咬牙贷款也要买下来，因为他深知机械化种地的优势。
以古驿镇为起点，1992年，刘文豹来到汉江上的襄阳鱼梁洲，开发农田近万亩；2001年，到宁夏承包黄河滩涂约7000亩；2021年，回到枣阳市流转土地2000多亩。40多年的时间里，从无人问津的江中荒岛，到黄沙漫天的戈壁滩，再到岗地细碎的小田，刘文豹父子在各种农机的助力下，累计开荒改良土地2万多亩，在贫瘠的土地上生产了7800多万斤粮食。
“1989年，我向国家交售粮食超过20万斤，被原商业部授予‘全国售粮模范’，与全国百名种粮大户一同赴北京开会，走进了。”聊起过往，刘文豹满是自豪。
种粮，成为了刘文豹最朴素的执念。“记忆里的爸爸永远在田间忙碌着，有时候很酷地开着收割机，有时候在发愁这一季的收成。我很佩服他的勇气，舍得投入，敢于投入，他好像从来不怕有什么事儿是办不成的，因为他永远有‘招儿’。”大儿子刘斌说。
刚到鱼梁洲时，那还是个汉江江心的荒岛，杂草丛生、虫蛇出没，大片杂树林无人问津，也无人敢来开发，因为这些木材运出去成本高，又卖不上价钱。刘文豹却不怕，他把木材加工成棺材专用木料再出售，挣了不少钱，并还了一些欠债。
随后，修路、开荒、精耕细作。刘文豹不仅把农机运上岛，开荒种粮，还种上了杨树和果树。一开始很多树活不下来，他就琢磨改变种树方式，把树苗栽得深一些，确保树苗防风又能“喝上水”。多年后，岛上终于绿意盎然，粮食丰收。
退出鱼梁洲时，50多岁的刘文豹本可过上舒服的日子。他在襄阳城里买了房，尝试着享享清福，可不知怎么的，他在家里待了几个月，就感觉浑身不舒服，三天两头跑医院。
“他就是离不开田。”家人都知道刘文豹的病根。休息了几个月，刘文豹再一次出发。2001年，正是西部大开发火热之际，他携妻带子，历时两个月，奔波在陕西、宁夏、甘肃、新疆等地，行程3万多公里，最终停在宁夏银川的黄河边，承包了黄河滩涂约7000亩。
大学刚毕业的刘斌也加入到父亲的事业中。为了将荒地变良田，刘文豹父子平整土地、开沟挖渠、改良土壤，“一天八辆车不停地拉石头，花了600多万元才修起石头坝，我当时干得最多的事就是写借条。”刘斌说，高投入并不代表高回报，他亲眼见证了家里的数次“财务危机”，最佩服的是父亲的韧劲。
在古驿镇，种粮每季需要在土地上投入几万元，1987年小麦收割时遇上大雨，全部发芽卖不出去，欠下十多万元土地承包费和银行贷款。“爸爸做了一个冬天的豆腐，用豆腐换来好的小麦，和芽麦混在一起，降价卖出去。后来去鱼梁洲上种粮、栽树，才还清了欠债。”刘斌回忆。
这么多年来，在鱼梁洲种粮收一年、淹一年；在宁夏月牙湖乡第一年赔了13万元，后来收益较稳定但投入也大；在宁夏平罗县，流转3400多亩河滩地，投资340多万元修了防洪水利设施，受政策变动影响，种了两年后就被叫停，闲置撂荒……现在在枣阳，一年收益二三十万元，“有的种粮大户撤走了，我们农机具齐全，还建了烘干仓，实际赚个机耕费。”刘斌说。
回忆起过去，刘文豹坦言种粮路上并不顺利，四十年间“三落四起”，每一次辗转的背后都有着各种无奈——基础设施投入高，加上近些年土地流转、农资、用工等成本不断上涨，压缩了种粮收益；有的地方群众、个别干部各自逐利，种粮户缺乏话语权；个别惠农政策落地不精准，逐渐消磨种粮积极性……“不好的时候没人理，好了后又总有人眼红。”刘文豹说。
“搞农业很辛苦，特别是种粮。遇上问题，就处理问题，尤其要依法办事，土地、水利等有关规定法律，我都会去阅读学习。”维权意识很强的刘文豹，这些年因为种地没少打官司。再小的事情，他都讲法律讲规矩。
在一年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老农民的智慧掺着泥土和汗水，沉淀为刘文豹的“种地经”：一是凡事提前考量，不打无准备之仗；二是多读书，了解最新的农业政策和法律知识；三是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当年同他一同领奖的“粮王”，有的改行了或者“退休”了，而刘文豹这辈子就专注干这一件事。
“因为自己挨过饿，所以不想他人再受同样的苦。”刘文豹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下定决心把“多种地、多打粮”作为自己一生的信念。
1984年出生的刘杰，自初中毕业就跟着父母走南闯北，从小喜欢机械的他，几乎包揽了田里的机械活。1980年出生的刘斌，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华中农业大学主修农学专业，也学了不少市场管理的知识。毕业后，他没选大城市，而是随父亲务农。
“现在种粮条件在变好，基础设施更完善，科学技术水平也慢慢变得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很大提高。”刘斌说，比如打药都用无人机，一天作业600多亩，2000亩地只用3天就完成了，效果也比过去更好。
关于种粮，两代人也偶尔会有观念冲突或争吵的时候。年轻人讲究科学和计划性，老一辈更依赖经验和抢农时。兄弟俩表示，这是源于父亲强烈的责任感，而年轻一代因为对种植技术更有底气，因而多了些松弛、少了点紧张。
“我们希望95%的工作都由机械完成，如果农田角落里有一块地不方便机械耕种，我们可能就先搁置不种了。但我爸说不行，机械不可以那就请人工来种，赚不赚钱先不考虑，反正地不能空着。”刘斌说，一开始并不能理解老爷子的行为，为啥不去算算经济账，后来才明白，“只有地上种满庄稼他才舒服”。
刘斌和记者说，最初他也有过彷徨，产生放弃种粮的念头，想去武汉找份稳定的工作。但想到父亲在田里劳作的身影，丰收时脸上的笑容和眼中的光，他又体悟到了种粮的意义和那份自豪。
受父亲影响，刘斌、刘杰兄弟俩对土地和种粮的感情也日渐深厚，义无反顾地追随父亲踏上种粮之路。“国家需要有年轻人种田，这是老父亲的初心，我也想像老父亲一样成为新时代的‘粮王’。”刘杰说。
“退居二线”后，刘文豹还是常常闲不住，会到田里转一转。看着兄弟俩安心种粮，他心里也踏实了。
从传统农业到机械化生产，再向智慧农业转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西部大开发，再到乡村振兴……两代人踩着时代的鼓点，种粮40多年，经历了国家取消农业税，如今，粮食直接补贴、地力保护补贴、良种补贴、专项种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保险等惠农政策更加丰富。
“国家重视，我们种粮的底气也慢慢变得足。”对于这一家人，土地已不单是生计的来源，更是精神的归属。